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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1950

新闻来源:我要色妹妹_我要色色_我要插_我去操_我要操_我要干_我要撸_我要射   新闻作者:1950届校友郭忠宝   责任编辑:   新闻发布:
字体大小: 超大          字体颜色:字体颜色     发布时间:2021.01.15

    从实验课堂奔向朝鲜战场

    1933年2月28日我出生在丹东市的鸭绿江边,对岸就是朝鲜的新义州。1946年父亲病故,1947年投奔沈阳的大姐家去读书。

一、考上了东北实验学校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中山中学和五所青年中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后,进行了严格的考试,留下了400余名素质较好的学生,于1949年5月4日成立了东北实验学校(1954年改称我要色妹妹_我要色色_我要插_我去操_我要操_我要干_我要撸_我要射 )。我是第四青年中学的学生,以初中二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那时东北实验学校是全东北最好的中学,直属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管理,校长由教育部长车向忱兼任。
    作为东北实验学校第一届学子的我们,如今已是银发苍苍、年逾古稀的老者,但心底里的母校情怀依然像青年时那样充满激情,永远回忆不完。同学间、师生间那种友爱互敬,宛如家人般的温馨,至今还陶醉着我们那一代学子。
    那时,学生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是参加每周一早晨在学校操场进行的全校师生“朝会”,因为每次“朝会”我们都会见到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而每次他都会给我们讲一个永生铭记的生动故事。他就是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兼东北实验学校校长的人民教育家——车向忱先生。他给我们讲过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中艰苦卓绝的抗日故事,讲过他南下南京面对蒋介石的请愿经历,讲过五星红旗诞生的经过,讲过开国大典的盛况……聆听车老的讲话,那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让你精神力量的升华。
    车老让我们知道了他如何从一个旧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者,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党走过的艰难路程,让我们知道了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车老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车老让我们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学习。我们从心底热爱我们亲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在车老和众多老师的教诲下,我们长大了,懂得了我们与共产党、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还有我们应承担的责任、义务、使命和担当!我们的人生理念和做人的真谛,就这样逐步形成了。
    1950年我们的共和国还不满一岁,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战争尚在进行中,作为最先获得全境解放的东北,才刚刚步入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之中。
    1950年,我在东北实验学校读初三,正全力备考高中。人们的生活还相当艰苦,记得当时实验学子由于营养不良,不少同学得了夜盲症,但人们的精神都十分振奋,因为好日子来了,就在眼前。

二、我要去参战

    1950年6月25日,这是一个阴暗的星期天,朝鲜爆发了战争。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还以为战线距我们千里之外,不关我们的事。可是战局的发展使我们逐渐清醒: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他们干什么来了?8月27日,安东(今丹东)、集安、临江等鸭绿江沿线城镇遭受美机扫射,安东市当日伤亡22人。
    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战局形势急转直下,很快战火就燃烧到鸭绿江边,美帝国主义者的狼子野心,让我们看明白了:他们是想把年轻的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10月8日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并宣布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
    当时东北军区首长向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车向忱先生提出,为应对朝鲜战场可能出现的生化和核武器,军区要紧急培训防化干部,组建防毒训练队,拟从辽宁省抽调100名青年学生参军。车老提出全部由当年初中毕业生中选派,并决定首先由东北实验学校选派40人,其余60人由辽阳、鞍山、大石桥、海城、盖县、瓦房店、营口等地选派,军区首长同意了车老的安排。
    实验学校在当时的四个初中毕业班级中,发出了参军参战的动员号召,120多名十七八岁的的学生,都在认真默默地思考。
    我也在思考,我们这代人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洲国”,我们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知道,做了14年的“亡国奴”,日本鬼子恶狠狠的“八嘎”叫骂声还回响在我们的耳际,难道我们还要再做美国人的“亡国奴”吗?!
    1945年“815”光复后,迎来的“蒋主席”,带给普通百姓的却是战乱,是饥饿,是学生念不上书。
新中国的诞生才使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振兴。两年多来,我一直享受着一等人民助学金,才无忧无虑的读完了初中。这可都是新中国给我的,新中国对我们是多么宝贵,人不能没良心,要感恩新中国。
    可是转眼之间,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中。作为当代青年,我们能漠视这严酷的形势吗?!
    不错,参军参战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个人需要献出青春,献出美好的前程 ,甚至献出生命。
    假如敌人的铁蹄踏入了国门,试想:国破家何在?还谈什么个人的前程?!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卓娅、马特洛索夫这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似乎就站在了我们面前,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就这样,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绝大多数学生都主动自觉地写了申请书,要求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也写了申请书,我比他们还多一条理由:作为安东人,作为安东的青年人,我有保护家园的义务和责任。
    我们青年人不上,不冲锋在前,你让谁上?
    学校批准公布了40人的名单,我名列其中。

三、小郭,小郭

    1950年11月29日,校长车向忱老先生,像父亲送儿子上战场一般,为我们40名学子,每个人都签上了珍贵的 “X X X 同学抗美援朝  车向忱”的留言,并用学校的唯一一台美国“道济”大卡车,把我们送到了东北军区防毒训练队。

这是参军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前排中是我
    第二天,实验学校派专人来防毒训练队送来通知,告诉我:你已被东北实验学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团员,无候补期,入团日期为1950年11月30日。我问批准几个人?回答:就你自己。训练队的老同志风趣的对我说:“小鬼,你这是火线入团啊!”
    到达东北军区防毒训练队后,发下了冬用棉服,最小号的我穿上后都大很多,特别是袖子,挽了两节还长。
    队列训练开始后,每人发了一支美式1903年式步枪,7.62mm口径,俗称“美式小30”,当时我军部队也不用这种枪,因为它重量太沉。特别是在做提枪快速行进动作时,右手提枪,我提不动,枪托贴地。训练队首长看到后,找我谈话:“你的身高、体重都不合格(我当时的身高1.55m,体重37kg),我们想让你返回学校继续读书,这不是处分,等你真正长成大小伙子了,再来参军,明白吗?”当时我就哭了起来:“我是真想参军的,我不走!”首长看我的样子,就拍拍我的肩膀:“那好,不让你走了,别哭了!别哭了!继续参加训练,回区队去吧!”
    经过五周的紧张队列训练后,我自觉我的体力有很大进步,基本上可以跟上战友,我很高兴。
    全队转入防毒业务技术学习阶段,开始讲“毒气及其种类”。突然接到军区命令:“防毒训练队一二区队调入新组建的坦克三师,到四平市报到;三区队三个班,分别到坦克独立一二三团报到。”
    1951年元月5日,我们一二区队共 64人,调入新组建的坦克三师师属化学连,我仍在四班任战士。到四平后连部成员是 29军86师一个炮兵连部人员组成,连长钱鹤林、指导员朱作人。

这是1951年调入坦克三师化学连留影,右是我。
    化学连主要任务是准备入朝参战。我们连采取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办法,连里知道我是个在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所以委派我做连里的小教员,负责讲授防化知识。为此连长曾亲自带领我到沈阳搜集教材。
    从沈阳回来后 ,不知何因,我得了疟疾——东北人叫“发药子”,南方人叫“打摆子” ,每隔一天发作一次,先是发冷,冷得打冷颤;接着发高烧,最高达41.50 C,直说胡话,我虽服用奎宁片,但毫不见效 。
    一日我正发高烧,连长和连卫生员急得围在我床前。我意识还清楚,只听卫生员说:“小郭怕不行了!” 连长说:“那不行,怎么也得救活他,你还有什么招?”卫生员回答:“只有一招,注射奎宁,但危险性很大,我不敢用!”连长说:“出了问题我负责,总不能见死不救!”卫生员用一个很大的注射器,在我的静脉注射一大管奎宁。
    奇迹出现了,我好了,再没发作。连长问我:“小郭,想吃什么?连里给你买!”我立刻回答:“想吃大海蟹!”儿时在安东经常吃,在四平根本看不到海蟹,我以为连长根本买不到。过两天,不知连长从哪儿弄来的,真地给我送来了两只大海蟹。

四、当上了测绘员

    1952年化学连二排调入坦克六团,编入指挥连内。1952年7 月1日开赴朝鲜380线上的朔宁地区,接替坦克二团防务。进入朔宁的第三天,我和战友郑元培奉命到坦克六团司令部作战股报到。
    团副参谋长兼作战股长王晓雄同志对我俩说:“调你俩来是要你俩做测绘员,我们和二团交接只有十天时间,你们俩要在一周时间里,向二团的测绘员学习识别地形图和绘制作战要图。任务很艰巨,要认真虚心学习,不懂就问,一定要学好学会。将来按照你俩绘制的要图打仗,如果出了问题那可是犯罪!” 
    二团的测绘员是位大学生,我心里自问:“人家是大学生,咱才是个初中生,能行吗?”真地心里没底,但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必须无条件服从。
    二团测绘员教我们识别地形图。当时我们使用的是日本人绘制的比例尺1 / 50000地形图,每2cm2是一平方公里,用等高线表示地形高度,海平面高度为零,两线之实差为5m。圆环形等高线就是山的最高点,即山头。其他见图例说明。等高线密集,说明地形陡;等高线距离大,说明地形疏缓等等。第二天教我们标图,先要记住各种代字代号:部队军师团营分别为A、D、R 、B; 美军代字为U,南朝鲜为V (伪的意思);红色代表我方,蓝色代表敌方等等。图上的汉字一律使用仿宋体。
    我们跟二团测绘员学习了有一周时间,就开始独立工作了。战友郑元培由于工作不细心,经常把图面弄赃,就调出作战股到汽车连当文书。团里就剩下我一个测绘员。
    从1952年7月开始,到1953年7月期间,有记录的数字显示,我绘制的作战要图有350余份,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我十分细心,白天接受领导的各种安排,全在夜间绘制,往往工作到天亮。反复的检查核对,没有任何问题了,才交给领导。
    1953年7月27日,签订停战协定。1953年10月团里给我记三等功一次,颁发军功章一枚。在机关里立功是很难的,我们作战股就我一人立功。
    1953年冬,坦指(志愿军坦克兵在朝鲜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调我到坦指作战科参加志愿军装甲兵作战总结,负责绘制作战要图,工作到年底。这两个多月,我完成了整个总结的要图绘制任务。这些要图都保存在总参档案馆内。
    我团于1954年5月24日回国。

这是停战后因公出差在沈阳拍的。


五、出生入死

    回忆在朝鲜那些日子,也经历过多次危险。
    1952年秋,我跟刘树旺团长、王晓雄参谋长去临津江东115师前沿阵地侦察地形,这是我第一次到前沿阵地。
    当年的战友赵永侠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是这样写的——
    1952年9月15日任股长告诉我:赵参谋,你明天晚上随靳副参谋长,去江西组织坦克三连参加战斗。他还说:刘团长、王股长、任参谋、测绘员小郭和通信鞠参谋,他们都去江东,组织坦克一连和重型自行火炮连,配合步兵打老秃山。后来才听说,王股长和测绘员郭忠保还到步兵前沿,观察敌人阵地工事配置情况,标示清楚后才组织担任直接瞄准的车炮长,实地勘察和明确打击的目标。
    我和王股长乘吉普车来到115师343团防区,开始步行。只见步兵老大哥在山坡挖圆形的深坑,我就问:“你们挖这些深坑做啥用啊?”老大哥回答:“小鬼,给你留一个要不要啊?”其余那些老兵都哄堂大笑。我一下子明白了,那是战前在给将要牺牲的战友挖“光荣坑”。我感到我的无知幼稚,心情十分沉重,顿时明白战争的残酷性。
    进入前沿阵地,我俩猫着腰进入交通壕,这里距敌阵地也就最多100M,只听“日——”的细声在上空响起。王股长大喊一声:“进洞!”我立刻钻进交通壕的猫耳洞。一颗空炸炮弹在我们的上空爆炸,其声震耳欲聋,伞型面的弹片洒满我们的阵地。按照王股长指示,我记下了敌方工事的坐标位置,这是我在朝鲜战场最危险的一次敌前侦察活动。
    1953年一天早饭后,我团突然遭遇敌机轰炸。司令部的工兵参谋陈义明同志离我也就5~6M远,一块约20cm长度的炸弹片斜向将他身体截成两半,陈参谋当即不幸牺牲。我从他的手腕摘下他的手表,交给组织,这是他给家人的唯一遗物。
    1953年夏季,我奉命去临津江西39军116师司令部送达协同作战命令,乘坐一辆三轮摩托,还没有过江,只见一辆大马车被敌炮击中。骡子击伤,卧地不起,车上一名战士牺牲。所幸赶车人动作快,躲过一劫。我跟三轮摩托驾驶员乘敌炮延伸瞬间,迅速冲过临津江,到达师部,完成任务。当时116师一位参谋说,他们一位侦察参谋刚刚牺牲。
    其实,我所经历的危险和步兵比起来真的不算什么,他们每天24小时,都处在危险之中。由于我的军种是坦克兵,危险概率相对低,我如果在步兵,肯定早就“光荣”了。

    2020年10月4日接到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时留影

2020-11-15  执笔  郭忠保

【附】
    郭忠宝学习绘制作战要图一周时间后,绘制的第一张要图:《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前敌我态势图》,完成于1952年7月,现保存在总参档案馆内。
 
(原图幅面为A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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